来源：世界风情画（ID：finkeeper）
作者：保镖哥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1970年代的新、马、泰社会
在“5·13”事件令东姑·阿都拉曼首相下台的1970年，拉萨继任首相后，马来西亚迅速推出了新经济政策（NEP）[1]。
根据1970年马来人口调查显示，西马（马来亚半岛）160万户家庭中有79.2万户属贫困户，其中有68.4万户分布在农村地区，他们的月收入不足200林吉特，在农村贫困户中稻农、渔民和小树胶农的贫困比例达88%、73%和64%。在城市中马来人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因此直到1969年马来人在国家全部股份有限公司中所占比率仅达1.5%[2]。
马来族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又通过如下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马来族与华族之间种族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断激化，最终演变成1969年全国性的大规模种族冲突；二是各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当时约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华族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希望其政治地位相称。
马来西亚NEP主要内容包括：推动马来人企业股权占比提升，通过国企运作和外资限制等实现；调整就业结构，设定土著就业配额，促进其向现代产业转移；实施教育和招录倾斜政策，培养土著技术官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与之配套的是，在政治层面，马来西亚政府进行权力和政党重组，建立了国民阵线，重新划分了选区，使之更有利于马来人[1]。
于是，马来西亚经济在1971年后，因政府投资拉动和大力开发资源型产品，如橡胶、石油等向外出口而进入了较快速增长的阶段。在整个1970年代，马来西亚尽管有1975年金融业危机影响，但是搭着西方同一时期经济“滞胀”的快车，年均GDP增长率依然达到了8.9%的高水平[3]。
NEP使马来人获益最大，大量政府、执法单位岗位被1970年时占总人口比重约为46.6%的马来亚人分享，而占总人口比重40%的华人则因必须由马来人担任法定股东而尽可能地让利，华、巫两大主要族群的经济差异迅速收窄。从此，马来西亚华人开始向新加坡、HK、澳洲、加拿大流动，马来人在当地人口比重迅速增长。
而在新加坡，进入1970年代后，也进入了经济起飞阶段[4]——从1966年到1973年，新加坡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13%，这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增长率之一。制造业在新加坡经济中所占份额从1966年的16%上升到1973年的22.3%。
值得一提的是，副总理拉贾拉特南（S. Rajaratnam）在1975年发起了新加坡第1个生产力提升运动，为新加坡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充足动力。
该年，新加坡与德国合作的培训项目，要求学员通过严格筛选和实践考核，毕业后成为电子产业的技术骨干[5]。同时，政府推出 “技能发展基金”，企业需按员工工资比例缴纳资金，用于资助工人技能培训，1975 年该基金已覆盖超过半数制造业企业[6]。
也正是在1975年，新加坡经济中制造业所占比重首次超过了转口贸易，成为第一大经济门类。
与此同时，新加坡在1955年建立的“中央公积金”、1964年推出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到了1970年代也开始收获硕果——1968年9月，中央公积金局推出了“公共住屋计划”，规定公积金会员可动用公积金存款购买新的或是转售的建屋发展局组屋，1975年，此项优惠政策进一步扩大至中等收入家庭[6]。
这就令新加坡居民住房自有率进一步提升，民众支持率也从社阵、工人Party等左翼政团转向PAP。至1975年，新加坡作为CPM“大后方”的左翼期刊、报章几乎绝迹[8]。
无独有偶，曾经被东南亚Revolution风暴搅得几无宁日的泰国，在1970年代也迎来了曙光时刻——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令泰国社会矛盾迅速缓解。
早在1960年代，泰国政府意识到汽车工业的价值，主动实施了多项促进国内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吸引了日本以及欧洲国际汽车制造商在泰国建立组装厂[9]。
进入1970年代后，大量海外汽车品牌看中泰国便宜的劳动力和有利的地理位置，纷纷涌入泰国建厂，这些参与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不仅加速了泰国汽车工业进程，还让泰国孵化出如泰国二厂（ThaiRung）和泰国大发（DAlHATSU）等本土汽车品牌。
1970年-1980年，是泰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积极调整工业结构，引进技术密集型和附加值高的中轻型工业，泰国工业逐步由逆差转顺差，出口年增长14%，经济连续保持年增长7%的速度。
至1980年代末，泰国工业品占出口的比重从1960年代初的不到50%，攀升至78%；出口第一的泰国香米先后被纺织品、电子产品超过，同时泰国的半导体、汽车产业也异军突出，成为东南亚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10]。
林英婷之死的表与里：延续至今的重重谜团
在新、马、泰社会发展进入起飞期的1970年代，一直在勿洞磨刀霍霍，扬言要建立“人民共和国”的CPM则陷入了内斗的漩涡中。
起因还要追溯到1960年代后期CPM的第1次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CR）扩大化。
当年前因在方山编撰的《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中记载是1966年8月，1批马来西亚“特务”在边区活动，滋扰勿洞村民，在返回基地路途上被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NLA）伏击，缴获的文件显示，MNLA里已经有了马来西亚执法人员潜伏[11]。
于是，MNLA在勿洞及周边各活动地点开展了清查运动。
一开始由于“敌奸”查无实据，加之此时CPM正忙于吸收新人参与马来西亚“公开、合法斗争”，以及MNLA的“武装斗争”，故对嫌疑人还是监视为主。即便如此，也在MNLA队伍里形成了恐慌气氛。
1967年4月，泰国上队华人新兵金水不堪精神折磨逃跑，后被抓回送至勿洞以北“第三支队”活动区的家中[12]，金水为避免再被泰国法律惩罚，于是与泰国执法部门合作，提供了MNLA信息，引发泰、马合作的新一轮围剿。
此役之后，1967年5月至6月，第1次SCR扩大化爆发，CPM北马局中央机关队和第十二支队，有20位“表现异常”人士被枪决，另有2位被认为“坦白从宽”人士留在队中作为“改造员”以观后效。
而在1969年，因Culture Revolution影响进入MNLA内部，造反风首先在勿洞的CPM北马局中央机关队刮起，此举也成了造成CPM分裂的第2次SCR扩大化的肇始。
据陈平在回忆录《我方的历史》中介绍，“1969年底，我决定将两个在北京最为激进的同志一李安东（时任副总书记）和他的妻子（林锐，原名林英婷——保镖哥注）一派往边界营地，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他们经由陆路一同启程，几个月内就到达勿洞总部。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保持沉默，使到我们原来的前线政策维持不变，尽管那是暂时性的局面。他们两夫妻决定留在边界营地，这决定为他们带来可怕的后果。”[13]
1970年初，李安东（老谢，1917至1999年）及其妻子林英婷到达边区，与女儿李谦会面于CPM北马局中央机关队。
作为MCP法理上第3号人物（第1号时任主席默沙·阿末、第2号总书记陈平）、副总书记的李安东被派往勿洞，对执掌勿洞地区党、军权力的章凌云（阿苏、小章）无疑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当时章凌云仅是CPM北马局局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
讲到这里，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觉得，在长期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改选主席、总书记、中委、书记处、Political Bureau的情况下，CPM在勿洞战区的执行层和远在北京的领导层，无疑是矛盾日积月累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李安东被空降到勿洞，难免会令章凌云有太多想法。
而更蹊跷的是，1970年3月10日，林英婷就突然被宣布为“特务嫌疑”，仅16天后便被宣布为“敌奸总后台”处决。
对此，陈平则在《我方的历史》中表示，“我接到的报告也提到李安东的妻子林英婷的案件，她在中央机关面对两项通敌指控，而且两罪俱立”，“李安东有出席林英婷的审判会，他和营区的其他同志一起聆听林英婷的罪状，他和其他人一起举手赞成判她死刑。”[14]
先不谈李安东在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是否先把妻子抛出任昔日的“同志”处死来换取自己苟活，就是陈平得知李安东妻子林英婷被处决一事的具体时间上，也令人满腹疑窦——据陈平回忆[13]，他得知林英婷死讯是在1973年。
为何在勿洞“实控人”章凌云在“抓出敌奸”2年多后才向上级汇报此事？
更离奇的事，在1990年代中期，CPM已放下武器，并对历年SCR遭难的“同志”家属发放抚恤金、签署“平反协议书”的时候，已寓居泰国陈平依旧掌控的和平村管理机关却表现了和陈平在《我方的历史》口述回忆录里对李安东夫妇截然不同的态度——
“……林锐，原中央北马局特遣队高级干部，1967 年与爱人李安东（老谢）及一行人，从中国经越南回泰国，1968 年抵达马泰边境，老谢为CPM副总书记，受命回来边区主持中央机关工作，正值SCR斗争激烈的中后期。林锐在国外已受到‘极左’思潮影响，新年伊始，就带头大搞所谓的打倒中央北马局的造反行动，严重违犯党纪军纪，也不听劝诫，于 1970 年 3 月 10 日被扣留，26 日被处决……《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CPM高层经过多年几次复查、重审等程序，确定林锐在SCR扩大化期间被处决，与内奸或敌奸等问题无关，而是严重违犯党纪军纪，军法必办。原CPM中央北马局，1995年9月3日”[15]。
注意，这里李安东夫妇前往勿洞与陈平向英国报人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谈的时间点有了较大出入，陈平谓之“1969年底”，而和平村管理层在1995年对1970年“林锐案”复核并不予平反通知指出的时间是“1967年”。
如果用陈平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林英婷是刚刚抵达勿洞“中央机关队”后不久就被枪杀，这样的信息给闻者形成之印象是“章凌云认为李安东夫妇要夺权，就先下手为强，借反特防奸为由，将林英婷枪杀来‘敲山震虎’，从而将李安东彻底架空”，这样一来，陈平口述的1973年接到林锐被处决的报告之时，便是“二支”和“十二支二区”分别成立“革命派”、“马列派”，与CPM分庭抗礼已达1年之后——由此，闻者稍不留神，就会认为在PRC活动的陈平对第二次SCR扩大化完全不知情，责任全在1989年上半年因病而亡在广州的章凌云[16]。这样一来，CPM在1970至71年一分为三的责任就成了章凌云的个人“品质问题”。
但如果我们将“不予平反通知”发布的背景再做细考，就能知道，由于1995年陈平和一众勿洞游击区人员都健在，这份通知至少反映的物理事实，是整个“内部人团体”都认可的，且符合勿洞4个和平村在泰CPM人员的经历。
相比之下，采访陈平的报人属于“外人”，背景知识欠缺，故陈平有足够的动机虚构这段历史。
那么，陈平等人要掩盖的是什么呢？
保镖哥认为，很可能陈平自己在口述《我方的历史》时就不经意讲出了答案，那就是早在1960年代前期，在PRC的CPM中委里，主管宣传的陈田、Party的主席穆沙·阿末和副总书记李安东就赞成强硬地发起武装冲突来打回马来西亚。
后来，受Culture Revolution影响，穆沙·阿末主席甚至搬离了他们的住处[17]。
这反而给了陈平将李安东支遣去勿洞的机会。
而李安东夫妇来到勿洞后没多久，在勿洞主持了7年工作的伍瑞霭（阿焰）被调遣去北京[18]，充当“马解盟”代表团成员，局面就成了章凌云和李安东一山二虎之势。
如果章凌云面对李安东及其妻子林英婷蛮不讲理的夺权架势时，陈平有心支持李安东，章凌云是没有胜算的。
但如果陈平将二战时期就没有武装力量根基的李安东[19]夫妇放在勿洞，由掌握军权的实力派“小章”来消灭，倒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为何陈平连李安东去勿洞的日期都要讲错，且把收到林英婷死讯的时间点也要放在“1973年”的苦心了。
猜想归猜想，在事件亲历者几乎全部入土的今天，这些历史疑云已无从得解。只不过，林英婷死后，勿洞各个游击区掀起血雨腥风却是不争的事实。
注释与索引
[1]范若兰,李婉珺,廖朝骥：马来西亚史纲[M]，第六章《快速发展的马来西亚：1970-1997年》，第一节《新经济政策与国家重构》，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8.
[2]东方财富网-百科：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
[3]Vijayakumari Kanapathy：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MALAYSIA: POLICY SHIFTS ANDTHE PROMOTION OF NEW SOURCES OF GROWTH[C]公益财团法人-野村财团，2010-03-18
[4]Growing Our Economy——The 1970s: Upgrading the Economy（SG101）
[5]新加坡从独立到国际领先，三部曲让世人刮目相看（春华秋实：2022-11-17）
[6]多方发力提升质量和效率——国外经济转型升级的经验启示（人民日报：2016-03-28）
[7]郭伟伟：“居者有其屋”--独具特色的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及启示（CPC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09-01-09）
[8]根据“新马人民资料室”网志收录的左翼期刊影印件显示，新加坡左翼期刊从1966年的16种，逐年下降至1971年的4种，且左翼期刊出版频率从过去的月刊降低到1970年代后的季刊，到1974年，仅有《人民生活》、《知识分子》2种期刊生存，至1975年，全部被收录的期刊皆已停刊。
[9]从亚洲“四小虎”到“中等收入陷阱”，泰国何以至此？|国家经济系列|（砺石商业评论：2024-07-05）
[10]ECONOMIC HISTORY OF THAILAND: POST-WAR BOOM AND THE THAKSIN AND POST-THAKSIN YEARS（facts and details：2014-05）
[11]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21世纪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p121-122
[12]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21世纪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p147
[13]陈平（王文华）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执笔：《我方的历史》中文版，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出版：2004年10月第1版,p399
[14]陈平（王文华）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执笔：《我方的历史》中文版，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出版：2004年10月第1版,p420-21
[15]方山等：《国内革命战争时期（4）》，21世纪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p89
[16]陈平（王文华）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执笔：《我方的历史》中文版，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出版：2004年10月第1版,p436
[17]陈平（王文华）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执笔：《我方的历史》中文版，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出版：2004年10月第1版,p388-389
[18]伍瑞霭女士（又名阿焰、陈再润、李凡、Karayani，1923-2000），1939年参加CPM，1941年至45年任CPM区委、区委书记，1948年任槟吉州委书记处书记，后任第一书记。1955年12月被选为中央委员。1960年初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1年至68年主持马泰边区工作，曾是边区SCR三人小组（阿焰、章凌云、阿和）一员，1968年后任CPM国外局委员、马解盟驻北京代表团成员，1972年任CPM《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书记。——CPM Political Bureau委员阿焰同志：二一老友网。
[19]CPM副总书记李安东（老谢,1918-1999），李安东原籍中国潮州。1917年农历正月十七日出生。1922年随母南来与父亲团聚。从此定居新加坡。1937年，担任华文小学教员的老谢加入CPM。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期，李安东负责“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宣传部秘书(当时宣传部部长胡愈之，秘书长巴人)。1943年任吡叻地委委员。1960年当选马共中央副总书记，1962年任CPM国外局委员兼马共驻中国代表团团员。1967年，李安东抵达泰国南部，以副总书记身份兼任北马局第一书记。——二一老友网（of21--》悼念先烈--》和平后逝世的CPM领导人和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