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风情画(ID:finkeeper)
作者:保镖哥

连锁反应,被泰国阻断
尽管有着1970年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CR)扩大化导致“八支”黄一江和“十二支二区”张忠民脱队,但是在1970年代前期,外部局势还是对CPM整体有利的。

一者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PRC,打破了PRC和美国关系的僵局。
这里固然有“联中制苏”的考虑,但更多还是为了令美国军队能从腐败的越南共和国和民族情绪高涨的越南Socialism共和国的战争中抽身[1]。
美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已经消耗了太多资源,且造成的严重人员伤亡令美国国际形象大打折扣,同时美国国内反战运动高涨。
在尼克松访问PRC,发布“上海联合公报”后,PRC的外交局面迅速打开:
1972 年
- 日本(9 月 29 日):中美关系缓和直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双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
- 联邦德国(10 月 11 日):即当时的西德,双方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 马尔代夫(10 月 14 日):中国与马尔代夫正式建交。
- 卢森堡(11 月 16 日):中卢建立外交关系。
- 乍得(11 月 28 日):中国与乍得建交(1997 年复交,因 1990 年乍得与台湾 “建交” 导致断交)。
- 澳大利亚(12 月 21 日):中澳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在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逐步展开。
- 新西兰(12 月 22 日):中新建交,新西兰成为较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1973 年
- 西班牙(3 月 9 日):中国与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
- 巴西(8 月 15 日):中国与巴西建立外交关系,巴西是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南美洲大国。
- 圭亚那(6 月 27 日):中圭建立外交关系。
- 乌拉圭(4 月 19 日):中乌建立外交关系(1988 年断交,1993 年复交)。
- 委内瑞拉(11 月 2 日):中国与委内瑞拉建交。
- 扎伊尔(1973 年,现刚果民主共和国):1972 年 11 月双方签署建交公报,1973 年正式建交(后曾两度断交复交,现为正常外交关系)。
1974 年
- 尼日利亚(2 月 10 日):中尼建交,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大国,双方合作密切。
- 毛里求斯(4 月 15 日):中毛建立外交关系。
- 马来西亚(5月31日):两国于1974年5月3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顺利。
- 秘鲁(11 月 2 日):中国与秘鲁建交。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6 月 20 日):中特建立外交关系。
……
这是继1971年PRC加入联合国,替代ROC掌握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席位后,外交上的一大胜利。

二者则是美国在1972年末“后卫2行动”[2]后撤离越南共和国,标志着越南南部、柬埔寨和老挝两个王国的传统Regime失去了最大的外部军事支撑,在面临理念更现代化,更能发动基层民众的Communism武装时,只能被动挨打。
于是,在1975年,印度支那三国的Communism武装通过长期斗争实现政权更迭或统一。

越南方面,北越军队在越南CP领导下发起总攻,4 月攻占西贡,实现南北统一。柬埔寨,CPK经多年游击战争,4 月攻占金边,推翻朗诺政权,建立民主柬埔寨,实现执政。老挝人民Party迫使国王退位,12 月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这一时期,PRC虽然和马来西亚已于1974年建交,但PRC当时奉行的依然为“国与国的关系要与Party和Party的关系分开”的政策[3],这也是1969年CPC“九大”后,PRC为了应对Culture Revolution造成的空前孤立状态,采用的“务实外交”姿态。这一姿态下,1970年代,PRC与缅甸、印度的关系有所缓和,也与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只是这一时期,为了在某些存在“兄弟Party”的国家,与执政者,及反对该执政者的“兄弟Party”间保持平衡,PRC对外援助支出又不得不进一步扩大[4],至1973年达到高峰,接近60亿元,约为国民总收入的2%。彼时,占PRC90%人口的农人,年人均收入方才仅有122.77元人民币。
而面对1970年代上半期“红色浪潮”在PRC、苏联两大力量推动下于东南亚泛滥的局面,忧心忡忡的政商界人士都担心中南半岛的“连锁反应”将很快吞没东南亚[5]。

然而,随着农学家、国王拉玛九世在1970年亲政,泰国一改1960年代“引狼驱虎”,令KMT残军(及其带领下以违禁品筹集“军费”的土匪武装)、国土分裂集团在泰国领土上乱斗以驱赶CPT势力的做法,从经济改革、确保农人种植收入不被地主侵占过多入手,促进城镇化发展,扭转了摇摇欲坠的局面[6]。
这一时期,泰国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在东部沿海设立出口加工区,吸引日本等国资本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就业和出口。同时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协作,参与区域贸易谈判,为 1980 年代东盟经济一体化做准备。

更重要的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泰国政府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紧缩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胀,同时加大对农业和基础设施的补贴,缓解危机对民生的冲击,此举赢得了泰国基层农人的民心。
故在1973年的困难时期泰国居民普遍采取了“反贪官不反国王”的方式,上街抗议官僚体系“蒙蔽圣听”,令实际执掌泰国大权10年的他侬・吉滴卡宗(Thanom Kittikachorn,1911-2004)首相不得不辞职并流亡海外,这标志着泰国一段黑暗历史的结束[7]。

因此,尽管1976年爆发了因左翼和右翼学生之间互相私刑处决对立面的“法政大学”冲突[8],造成了44至“超过100人”死亡,引发了军队的干涉,为CPT武装输送了大量城市知识分子,令CPT在该国南方和北方根据地人员一度达到3000至8000人[9]。
在1976至80年最危险的5年里,泰国政府主要工作依然放在改善农业生产,特别是推动外国汽车产业链进入泰国,这就令到投奔CPT的泰国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以及与CPT合作、活跃在“公开、合法斗争战线”的泰国社会Party许多“左”的诉求失去了抓手,而柬埔寨发生的大屠杀惨剧[5]进一步孤立了CPT及其同情者们。

终于到了1980年,CPT因在“柬(埔寨民主共和国)越战争”、“中越战争”前后的首鼠两端的表态,先后失去了老挝人民Party、越南CP、CPC三大武器、人员奥援,随着泰国国王拉玛九世发布特赦令(66/2523号命令)[10],CPT大批武装分子纷纷放下武器。
加之1979年CPT在云南的广播电台《爱国阵线之声》应PRC副总理邓小平(邓希贤,1904-1997)要求停止播音[11],CPT又在1982年失去了泰国社会Party支持,CPT武装——泰国人民解放军人员迅速在1980年代中期萎缩到300人左右,丢失了北部主要的游击区。南部游击区也在1982年“泰南安宁行动11号”[16]中被马、泰联军占领。
第四任总书记通·贾姆里(Thong Jamsri,1921-2019)也于1993年走出丛林[12],成了泰国政府顾问,并在2019年逝世。
可以说,CPT在1970年代与泰国政府的斗争中落入下风,与PRC的支持逐渐减少,是CPM丛林战争难以为继的两大外部因素。
要须循尔物,何可背其然?败在宣传,更在实践
回顾CPM在1975年东南亚“Revolution”最高潮前错过最后的窗口期,SCR扩大化是主要内因,但宣传的虚浮也是CPM失败的另外1个内因。

(在691期间,电台主要编委会成员与中方干部合影。左起:周力(金枝芒)、庄声(陈田)、苏主任(中方外办领导)、阿焰(马共领导)、中方外办领导、沙尔玛、苏丁、中方外办领导)
1969年11月《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正式在PRC湖南省的四方山二线电台——“691”开播,有了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听众施加影响的机会。
据方山编撰的《马泰边区风云录》介绍,《革命之声》初创时期,在阿成(单汝洪)主持下,仅有二三十名工作人员。 阿成离开后,由阿焰(伍瑞霭)主持。随着形势的发展,电台除了以马、华、英、淡米尔4种主要语言播音之外,较后一段时期也增加了闽、客、潮及广西4种方官的广播,工作人员相应增加到整百人[13]。
而由语言即可知,《革命之声》广播台面向的收听者主要仍然是华族,而印族、马来族人士则只能收听由华语高、硬、急内容改编的“战斗宣言”。
至于可裂变式传播的歌曲方面,CPM更是以华语的政治歌曲为主,许多歌曲诞生的时候还要追溯到二次大战期间(比如《保卫马来亚》、《抗战胜利进行曲》、《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队歌》(该队在1943年至45年由陈平任队长,而“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共有8个独立队,陈平的“5独”在1945年9月时,也仅有2000人左右,在所有独立队人数中排行中等)),另外就是紧贴时事的“新编歌曲”(如《毛主席我们无限热爱您》、《彭亨河儿女》(陈平自述“生在马来西亚北部霹雳州彭亨河畔”,本歌原改编自《长征组歌》)、《文艺卫兵歌》(改编自PRC1960年代的《Red Guard Soldier War Song》等))。
对此,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于2006年出版的解密材料中指出:“CPM广播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的节目内容主要围绕对(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社会矛盾的夸大式表述,……以及用各种修辞手法,明示或暗示人们应该对并非名义上(CPM)最高领导人的陈平有多么崇敬……这样的宣传无疑缺乏效果甚至令人厌恶”[14]。

另一方面,《革命之声》电台的编撰模式也很成问题。“一般上,广播稿件由编辑部提供;而有关稿件的取材则来自4个方面:一是党军内部的文件、报告、战斗消息等;二是马、新、泰等地的公开报刊上刊载的新闻;三是马、新等地电台新闻节目的录音;四是文艺作品。”[15]
这些材料往往缺乏时效性,也缺乏马来西亚境内观众的反馈,所以影响力在马来西亚经济腾飞的1970年代,是逐步下降的。类似的问题在CPM出版物上也时常暴露,此处就不一一赘述。

而在实践上,CPM也对马来西亚国内的“业务”不甚了了,1974年,因“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马来西亚国内通胀率一度接近20%,许多马来族木屋居民、胶工起来抗议。

(图片为安华在1982年为巫统当选峇东埔国会议席时留影)
现任马来西亚首相、当时的大学讲师安华率领旗下Muslim Islamic Youth Movement(ABIM/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参与抗议,发起马来人占90%以上的“12·3”反饥饿运动[17],因而被诬为“CPM同路人”身陷囹圄达20个月之久。
而CPM初时对反饥饿运动视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产物,对一大批因抗议政府救助身陷囹圄的马来人、印度人的支持也就仅限于口头教唆武力推翻各地苏丹,建立“人民共和国”,直到1975年底才提出《马来西亚土地法纲领草案》[18],要求也仅限于“平分大地主、大资本家土地”,而忽略了保障已购买土地者的产权恒久性,更未对“地主”、“资本家”的“大”有精确计量标准。
这无疑令CPM进一步自我疏远了广大马来人、印度人和原住民。此外,与分裂出来的CPM“革命派”、“马列派”旷日持久的骂战同样令哪怕是“华族”的“Revolution群众”也心生厌倦。
随着Tun Hussein bin Dato' Onn(胡·先翁,1922-90),有着“民族团结之父”美称的马来西亚第三任首相在1976年上任,他注重通过政策来纠正马来西亚各个社区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强调团结的重要性,致力于缓解种族间经济差距,促进不同种族之间的和谐共处,维护国家的团结与稳定,这就使得CPM的《土地法纲领》也如拳头打到了棉垫上,马来族贫民对CPM的评价进一步降低了。
可以说,整个1970年代的10年里,CPM除了在马泰边区吸收越来越少的新、马、泰青年“上队”(主要是华族),就是在马来西亚一些城乡制造blast行动[19]来刷“存在”外,几乎成为了CPM历史上的“大段空白”。
注释与索引
[1]NIXON AND CHINA: THE HISTORIC VISIT THAT REDEFINED US-CHINA RELATIONS FOREVER(USAHISTORYTIMELINE)
[2]美军眼中的越战后卫II战役(组图)(新浪军事:2005-01-10)
[3]据陈平回忆,在1974年马来西亚拉萨首相(Tun Abdul Razak)在1974年5月28日至6月访问PRC前夕,周恩来总理即向陈平传达,PRC将把“国与国的关系和Party和Party的关系分开来看”,见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p422
[4]刘鸿武,黄梅波等:中国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2:第三章:历史与现状: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进程及其阶段性嬗变
[5]Ben Kiernan:Cambodia: Detonator of Communism’s Implosion,via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ommu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ptember 2017
[6]Chris Baker and Pasuk Phongpaichit:9 - Politics, 1970s onwards via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August,2013

[7]T. Haberkorn;T. Winichakul,Revolution interrupted: Farmers, students, law, and violence in northern Thailand[M],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11:p99-101
[8]Remembering the Thammasat University Massacre – October 6, 1976(Thaiger:2020-10-06)
[9]Yetta Rooney:30 Facts About 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http://Facts.net:2025-02-28)
[10]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Fandon)
[11] 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p408
[12]Former CPT leader Thong Jamsri dies aged 98(PRACHATAIENGLISH:2019-07-17)
[13]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247
[14]Ong Wei Chon:‘Voice of the Malaya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s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 in the ‘Second Malayan Emergency’ (1969-1975),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Singapore:2006-10-13
[15]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三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235
[16]六五闲人(字伯瀛):马来西亚CP瓦解史:在东南亚丛林奋战60年(知乎:2024-06-27)
[17]Anavrin:安华40年拜相路(知乎:2022-11-25)
[18]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220-225
[19]例如在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访问PRC时,CPM袭击了北霹雳的公路及水坝,炸烂了多台工程车辆,见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p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