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风情画（ID：finkeeper）
作者：保镖哥
（图片鸣谢：gt-rider）
血泊中的“北马局特使”：“八支”出走
在1970年初的勿洞，CPM的MNLA（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武装人员主要是在“泰东云海”一带活动。借“云海”地区终年云雾弥漫的特点掩护队伍的活动。
尽管早在1969年，勿洞边区第2次大规模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CR）的消息就时有耳闻，但彼时还只是在清查“新上队”人员是否和“敌奸”有关系。
平心而论，人员的快速膨胀，和“敌奸破坏事件”增多，也确实给了领导人推行SCR的必要：CPM从1960年马来西亚“第一次紧急状态”解除到时，勿洞仅剩“百余人”。而在1961年“新方针”颁布后，人数上升至300人左右。1966年后，随着PRC Culture Revolution爆发，支援“世界Revolution”成为了PRC慷慨对外投资、援助的重要项目，CPM在勿洞人数也从1967年的550人[1]上涨至1968年的“大约1000人”[2]。
其中，新“上队”人员中，1961年至66年“新方针”时期上队的泰国青年就多达500位[3]，1969年“5·13事件”后又有超过550位马来西亚青年“上队”[3]，如何保证“忠诚度”，特别是令泰国上队的青年坚定“打回吉隆坡、解放马来亚”信念，令513事件后从马来西亚上队的“新同志”克服焦躁情绪，就成了队伍管理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而从1969年7月开始，勿洞“十二支”和“北马局中央机关队”又有零星的“敌奸”被抓出来处决，但正式向各个游击区的头领发布SCR指令还是在1970年1月后。
在1970年1至3月末，也就是“老谢”（李安东）的妻子林英婷被处决前，勿洞各队的SCR还有一定之规，也就是针对“怪话多”、“表现不积极”、“时常掉队”、“捡拾敌方空投投降或做卧底有赏传单”的干部、战士开展批斗、隔离审查、鼓励主动交代等手段，对“可以挽救”者予以“宽大”，被处决人数还较为有限。
而在林英婷及其同党共8人[4]被处决、李安东全面失去对边区局面控制力的1970年3月，NMLA在勿洞的“八支”率先开始动摇。
据方山在《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中记载，由于“八支”原队长白丝木在1970年初去北京治病，八支就由黄一江担任队长[5]。
很快，阿苏（章凌云）签发的“查敌奸”通知就到达了八支驻地。此时的八支，约有140余人。由于章凌云和妻子阿秀共同主持SCR，而名义上从北京派来负责勿洞军政大权的李安东此时已自身难保，故黄一江便开始不断散布对章凌云夫妇不满的言论，以拉拢干部、战士中心怀疑惑者[6]。
为了避免CPM北马局“锄奸”锄到自己头上，黄一江在1970年2月左右，向章凌云发去电报表示，全支队140人，已“发现敌奸并处理”45人，“除了几位年纪较轻的留下当改造员”外，其余已全部“自绝于人民”。实际上，黄一江使用的策略就是瞒天过海，以虚报被处决人数再虚报新发展“上队”人数来避免北马局来营地“查账”。
进入1970年3月，随着林英婷被扣，黄一江认为迟早要查到自己头上，便以“2月份驻扎点被泰国飞机轰炸，隐蔽处已暴露”为由搬迁了营地[6]，目的是尽可能远离“北马局”。但是，章凌云并不打算放过黄一江。
1970年9月，章凌云的“特使”——刘权（叔公）带着人员和通讯设备找到了“八支”新驻地，向黄一江传达了赴“中央机关队”开会的通知，黄一江埋伏在暗处的战士立刻逮捕了刘权，并利用了刘权的电报机向北马局发出了“踩中地雷”的信息。这封电报成了刘权最后的电报[6]。
刘权被软禁到该年9月26日，黄一江召开了“造反大会”，历数了章凌云夫妇的罪状，决定成立CPM（革命派），并将武装力量改名为马来亚人民解放军（MPLA）[7]。而会上，原本要被“争取”入伙的刘权死活不肯加入，还在发言中劝说黄一江回心转意，于是，刘权在会上被枪杀。
在“八支”宣布“造反”，成立CPM（革命派）后，争夺CPM留在马来西亚各城乡支持者就成了黄一江等人谋求生存的首要任务。
为此，他们出南下工作队，到马来西亚支持者较多的地区向“群众”宣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等内容，并要求“群众”募捐。
此刻，他们才发现，在玻璃市、吉打、霹雳州、吉兰丹等地早已有了另外的“新CPM”在活动。
夜奔与“斗而不破”：“十二支二区”的“生意经”
原来，同样是在1970年，十二支二区CPM书记的阿凌（张忠民，？——2003）也有了“反心”。
当时北马局特派员阿和带领的11人，应张忠民请求，前来指导SCR[8]。
原因一点都不复杂：十二支二区作为“老部队”长期在泰境活动，泰国青年上队者较多，但是1969年底（或1970年初）的内部指示中，章凌云竟提出“泰国上队青年90%都是敌奸”[9]。如果真要按照章凌云和阿秀的指示办，人数仅为260人的十二支二区能否存在都是个问题。
于是，1970年2月，有11人组成的“北马局工作队”来到张忠民所在营区，他们首先是审问被怀疑是内奸的一些人，其中有5人拒不承认，工作队领导阿和就认为这5人是“死不悔改”的“敌奸顽固分子”，大概在3月9日或者10日，这5人被处决。
而其中还剩下的数十名“特务嫌疑人”也并没有被解除囚禁，阿和等人要求他们“坦白从宽”[10]，于是，张忠民就为他们写下“认罪书”，代替这些人上台向阿和、北马局检讨，这些人才得以释放，并以“改造员”的身份参加“战场改造”。
如此一来，二区队伍里不满之声就响了起来。为此，在1970年3月22日左右，为避免更多人死于“同志”刀枪下，张忠民只能带着队伍逃离了原来的防区，只把工作队部分人留在原地。
在之后的近3年时间里，二区虽然不再接受中央派员“指导”，张忠民等人也各种借故不参与北马局的会议，但直到1974年8月1日，张忠民才打出“CPM（马列派）”旗帜[12]。
对于这段历史的描述，亲陈平的CPM“中央派”始终在互联网及纸质出版物上耿耿于怀地表示，是张忠民故意将阿和引到二区开展SCR，通过阿和的滥捕滥杀行为激怒干部、战士，为自己“造反”提供借口[11]。但是保镖哥认为，如果真如“中央派”人士所述，张忠民是为了造反而设下圈套令阿和等人滥捕滥杀来激怒部下，那么是否说明，阿和平时就滥捕滥杀令队伍中人士闻声色变？
考虑到当时信息不够通畅，在1970年时泰南游击区CPM各股武装得知外部信息一者通过北马局信使人工传递消息，一者通过收听湖南四方山“691”工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可知，张忠民要令二区所有人都相信阿和滥捕滥杀是有一定难度的，相反，阿和在枪毙5位“死不悔改”人士后还要其他被囚禁者自证其罪（主要是泰籍青年）才是“逼反”张忠民队伍的关键原因。
另一方面，陈平也不得不承认，在张忠民脱离了CPM中央指挥后，差不多2年时间，张忠民所部还在接受CPM经费和物资，这说明了张忠民是以自身的实力在与领导层讨价还价[12]，尽管这一时期，张忠民也派出了人员到马来西亚境内寻求支持，并大大分化了CPM在马来半岛的“群众”资源。
但CPM中央为了不将张忠民“逼反”，成为黄一江这样的“革命派”，或者整支队伍投向马来西亚官方，选择了忍而不发加希望用资金及物资拉回的策略，只是后果依然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这才导致了放下武器后，亲陈平的“二一老友网”依然在连篇累牍地将张忠民的出走描绘成“设计陷害领导”的大阴谋。
丛林中的血痕：继续不未完的SCR
也正是因为“林英婷事件”牵连了一大批北马局领导（被处决的CPM中央委员有大东、Arifin，技术负责人有马来亚大学医科毕业生——NMLA卫生处长叶冠柏等北马局、NMLA领导共计17人），而在林英婷等人被处决的1970年3月，就有黄一江和张忠民脱离防区，CPM高层加快了在其他尚可控制部队SCR的进度。
例如，在阿和从二区返回机关队后，阿和的警卫员方小浪（古宁）、艾力、金凤就被处决，方小浪之妻林德籁也不堪压力自尽，而在“十二支一区”，处决风潮更是一时失控：5分队队长（排长）阿良被处决、随后又1970年3至6月间在一区中处决了干部、战士五十余人[13]，整个“十二支”被处决人数达到了71人。
1990年5月，陈平在和平村关于平反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因处决、自杀而死者，共有91人”，“对当时有关部队的总人数来说(700- 800人)比例在10%左右，明显属于扩大化”[14]。
而脱离了CPM的“八支”处决、暗杀的比例远较“中央派”为高。
1987年，张忠民、黄一江向泰国政府投诚，建立第1至5“友谊村”时，泰、马两地就有部分家属哭天抢地来到“友谊村”，向张、黄等人讨还亲人，当时因为泰国政府袒护，事情不了了之。
但到了2001年7月，因为争夺1976年“革命派”修建的考南康地道产权（位于“第5友谊村”，已成为著名旅游景点），矛盾再度被公开化[15]。
据这些当事人及亲属披露，1970年至87年期间，“革命派”共有25人战亡、病亡9人，还有31人被杀，被杀者占1970年3月“八支”总人数22%。
相比之下，位于“勿洞温泉·热水湖”的“马列派”根据地[16]，SCR情况则要好得多，但是在1970年3月脱离原防区后，当时还是“二区”的部队在路上为避免行踪泄露，就处决了多位对撤离有疑惑，想找“中央”的战士，尔后在占据勿洞温泉期间（19），又陆续处决20多人[17]。
处决令分离出CPM的“革命派”队伍人心涣散，队员逃亡情况时有发生。
而“马列派”在1974年公开打出马列派旗帜后，也开始和CPM在勿洞周边各队伍摩擦，还在1976年成立《马来西亚人民之声》广播电台大肆叫阵，要求“处理中央里的坏人”。
到了1983年，两派合并为“Communist Party of Malaysia”，也就是CPMs，武装力量被统一编成，马来西亚人民解放军（MsPLA），军旗为了和CPM当时已改组为“马来亚人民军”（MPA）的武装力量区分，特意在红旗上的黄色五角星周边增加了1道圆圈[18]。其中，总书记为张忠民，副总书记为黄一江，张忠民所部为“第一军区”，黄一江则为“第二军区”。
CPMS代表张忠民在1980年代曾前往中国，要陈平等人承认1970年CRS有错，但陈平始终表示，“少数服从多数”[19]，要求张等“站在CPM光荣的旗帜下”。且据张忠民回忆，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富裕，再留在泰南密林里打游击，徒费心力。
加之事实上作为CPM北方屏障的CPT（Communist Party of Thailand）在1982年重要领导人通·贾姆里（Thong Jamsri）死亡后瓦解[20]，泰国政府正越来越积极腾出手来对付南部CPMs和CPM，遂于1987年，CPMs先行向泰国政府投诚。投诚时，两个“军区”共有600人，其中第一军区530人，第二军区70余人，第一军区投诚后人员组成了勿洞第1至第4友谊村，第二军区人员则为第5友谊村。
因此，今天在勿洞旅游很多人去的“友谊村”并非CPM“正统”，但由于“友谊村”环境远较CPM（中央派）所在之“和平村”（共有勿洞、邦朗、苏基林和也哈四个和平村）优美，且开发较早，所以很多人将“友谊村”当成CPM“遗址”，这里其实是有相当多误解的。
注释与索引：
[1]毛澤东主席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1967年1月17日）——刊载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bing可搜
[2]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p414-415
[3]根据方山编撰的《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见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69，p119，p122）记载，“新方针”令当地倍受KMT残军，特别是华人暴力团“凌云仔”欺压的青年愿意加入CPM武装以保家护院，CPM在这一时期，于马泰边境勿洞地区主要战斗是击溃了“凌云仔”匪徒，初步维护了当地华人村落、芭场、矿区秩序。而在1960年代后期，MNLA（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为了建立突击队渗透回马，在勿洞的工作开始调整：采取半公开活动方式，允许干部以“白皮红心”方式（也就是冒充成泰国地方自治、保安人员身份）从当地民众处收集资源，另一方面便令马、泰执法人员有了可乘之机打入MNLA和CPM内部。这一时期（1968至71年），MNLA部队中暗害干部、战士事件及破坏事件、情报泄露事件确有增加。
[4]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125
[5]陈平：马中建交及CPM的正式分裂（乌有之乡：2010-01-06）
[6]原“八支”干部蔡田：《揪出披上袈裟的豺狼》，2001年8月1日
[7]全仲仁（阿达）：CPM斗争简史（马来西亚（Malaysia-Chinese）中文网：2017-04-23）
[8]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172
[9]经反复核对，尽管目前未有流出文件确指泰籍上队青年中，“90%为敌奸”的来源，但保镖哥在2013年访谈中，以及当事人于在线文本及印刷文本中都不断提及“90%”这个比例。目前能找到的、能证明“90%”比例存在的权威文献包括，陈平（王文华）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执笔：《我方的历史》中文版，[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年10月第1版，p417；杨立新：《艰辛的路程》，[泰国]泰南勿洞人出版：2003年3月第一版，p38；阿成（单汝洪）：《一路艰辛向前走：我肩负的使命》，isbn:9834489315：2009年第一版，p216-218等
[10]杨立新：艰辛的路程，泰南勿洞人出版：2003年3月第一版，p41-43
[11]“张忠民引蛇出洞说”在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172-176
[12]陈平（王文华）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执笔：《我方的历史》中文版，[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年10月第1版，p422
[13]海凡：倘若雨林有知——和平村日记（南洋大学业余网站：2017-02-12）
[14]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146
[15]2001年7月8日，黄一江“领导”的第5友谊村其村民分发一些传单·里头载有村民与黄一江就“考南康地道”产权争执的有关文章和文告等等；但引人注目的是1份资料标题为《还我亲属!》。载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202
[16]]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203
[17]方山：《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p181
[18]友谊村历史博物馆官网（视频一）
[19]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p427，2004年第一版
[20] Yetta Rooney：30 Facts About 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http://Facts.net：2025-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