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风情画（ID：finkeeper）
作者：保镖哥
1966年的狂飙如涟漪一样，昭示着时代的冲突，但正如地震之前，总有“小结构变迁”构成预兆，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远不及中国的东南亚，便在1960年代中期，已是烽烟四起。除了前述的“马、印尼之争”导致东马来西亚从1964年起即进入紧急状态[1]外，1965年，泰国也进入了多事之秋[2]。
在1961年至65年泰国发生17次政治暗杀[3]的基础上，1965年11月开始，最为泰国军警两界大防的CPT开始采取更为复杂的行动，包括在当时的那空是贪叻省（Nakhon Phanom Province）的奉天城（Mukdahan）外伏击泰国警察巡逻队[3]。
1966年1月14日，成立于1964年的左倾组织“泰国爱国阵线”呼吁在泰国发动“人民战争”。该声明标志着冲突中的暴力升级，1966年4月初，反叛分子在清莱省的冲突中杀害了16名泰国士兵，打伤了13人。[3] 1966年上半年，共有45名安全人员和65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3]
与此同时，缅甸在1962年爆发“3·2”事件：国防军总司令吴奈温发动政变、推翻吴努，宣布解散议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吴奈温任革命委员会主席，接管了政府的行政权、联邦法院的司法权和议会的立法权[4]。
缅甸开始了一系列“国有化”政策，讽刺的是，相对左倾的缅甸华人也成了一系列打击的目标[4]。
……
在这冲突越发剧烈的时刻，一些人也“感觉”到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畅快淋漓——从1965年起，曾在1954至59年担任过PRC国家主席、但仍担任CPC主席、PRC政治协商会议名誉主席（1954.12-1976.9）的毛澤東[9]便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此后依然不断重复。到了1966年，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便成了Culture Revolution的“突破口”[5]。
尽管关于此段PRC“艰难探索”的历史，最新的“宜粗不宜细”讲法对历史细节许多部分皆为“语焉不详”，但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在CPC内部发布后，PRC对东南亚乃至整个亚非拉“兄弟”支持无疑是大大增长了[6]。CPM也躬逢其盛、雨露得沾。
收罗旧部与再立“新功”
1966年6月27日，“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7],会议在7月9日通过并发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公报》，以及关于支持越南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等37个决议，此举也标志着PRC外交政策正式从过去的“三和一少”转向“四面出击”[8]。
受此影响，留在北京，并在1961年以“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中国代表团”（简称“马解盟”）为名公开活动[11]的陈平等人也开始收罗旧部。
“……这些驱逐出境者当中，很多是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诞生。根据中国的统计，自1948年紧急状态颁布以来，已有超过5千名CPM成员被流放到中国；如果将CPM的支持者和家庭成员计算在内，截至1966年的人数共有2万人。在紧急状态之前，英殖民政权只小规模驱逐一些人。紧急状态颁布之后，‘驱逐出境者’被装满一大艘船，有时候一批就有数百人之多。英国的统计显示，从1950年11月16日至1951年1月15日，仅仅2个月的时间，共有2812名华人（包括家属）被令离开马来亚，由挪威人拥有的船只载往汕头……”[10]
彼时，中国将这些人视为“华侨”，并安置广东（当年含海南岛）的多个农场内[12]。陈平等人则希望，华侨农场开设军训课程，将这些亲CPM和前CPM成员重新训练成可供上阵的战士[10]。如果不行，则将这些CPM成员按照国际主义原则转化为CPC成员。
但折腾了近一年，主管CPC外联，但职衔仅为“Consult of Culture Revolution Team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的康生（张宗可，1898-1975）对陈平等人的提议均不认可，且对陈平表示，“自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CPC已经改变了对兄弟党成员的政策”。
而真正有进展的，还是建立电台。在经过1967年1月会见毛澤東[13]后，PRC确定了援助CPM的总体意向，具体推进则由康生负责。到1969年春末，马解盟驻北京办事处主要人员迁移到中国湖南四方山一处代号为“691”的战备电台，由此“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一直播音至1982年[14]。
盛世与危机：马来西亚的抉择
在CPM以“马解盟”名义借助特殊历史时期的局势在中国寻求支持之际，1960年代中期的马来西亚联邦尽管最终排除了新加坡[15]，以维持区内人口平衡，防止华人一家独大，但此间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依然可圈可点。
在1969年“5·13”事件前，1960至69年，马来西亚实际人均收入年均增长6.3%[16]。经济结构也变得更趋多元：马来西亚橡胶出口占总出口额从1960年的55%降低到1965年的39%，1970年更降低至34%，相反，制造业产品从1960年低到忽略不计提升到1965年的6%，1970年又达到12%。一个现代化的马来西亚国正在冉冉升起。
但在马来西亚内部，国族和阶级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此外就是国有经济占比过大造成的效率低下、腐败和不公平竞争问题。
马来西亚非金融国有企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1960-2018）
来源：郎昆,冯俊新（2021），CEIC
原来，在1963年西、东马来西亚合并后，马来西亚为了接管殖民者资产，设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经营范围包括水电供应设备、海港码头、机场、邮电通讯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基础产业；还将森林、矿藏、河流等资源收归国有；另一方面，当时马政府将工作重点摆在农村地区，主要是通过加大在交通、水利、种植园、医疗等方面的投资，用以帮助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条件[17]，如此大规模的国家工程自然需要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参与。
故华人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的马来西亚还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大批华人成为马来西亚国有企业雇员，无疑令华人和马来人、印度裔的平均收入水准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一时期，马来西亚为了提升发展水准，同时为了防止驻扎在马泰边境的CPM卷土重来，在1966年提出“5年发展计划（1966-70）[18]”之余，还发布了发表了两份白皮书，即《西马CP武装的威胁》（1966年10月24日）、《砂拉越CP的威胁》（1966年9月17日）[19]，作为防止泰南CPM武装潜回马来西亚的态度宣示和政府人员剿灭CPM之“手册”。
事实的发展，恰恰验证了1966年马来西亚当局对CPM和砂劳越局势的担忧，据陈平回忆，1968至1969年，CPM不断在泰国黑市上采购越战流落私人的轻武器，而经济状况的好转，也令CPM在泰南的人员数量有了上升，从1967年1月的550人[13]上涨至1968年的“大约1000人”[20]。
第二次紧急状态与“5·13事件”
1968年6月1日，为纪念1948年“6·20”事件（拉开了第一次马来亚紧急状态序幕——保镖哥注）爆发20周年，CPM中央提前发表一篇重要声明，题目是：《高举武装斗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并刊登在当年6月19日的中国《人民日报》上[21]，声明主要观点为：
1.主要的是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枪杆子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必须彻底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
3.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军队是主要组织形式，其他一切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武装斗争；
4.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反帝统一战线。
而在声明正式刊登于中国《人民日报》2天前，即6月17日，泰南边区的CPM在马来西亚北部霹雳州的Pengkalan Hulu（高乌市）展开了第一次伏击当局军车的活动活动，当场击毙政府军17人，击伤18人，政府军丢失轻机枪2挺，自动步枪19枝，冲锋枪和手枪各2把，还有一批弹药[22]。
随后，在吉隆坡，6月20日，当地中心区域亦出现了红色旗帜，一些人还派发宣传单张，历数“马来西亚成立以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鉴于当时正乃hk“1967年事件”的第二年，一时间引发了当地马来人、印裔和欧裔人的极大反感，华裔无疑又成了发泄怒气的靶标。
11月8日，马来西亚政府发布提名为《以暴力途径夺取绝对权力》的白皮书，此白皮书标志着马来西亚正式进入“第二次紧急状态”[23]时期。此次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89年12月初，CPM和泰国、马来西亚政府签订《合艾协议》时，历时共达21年又1个月。
如果事件仅止步于几篇声明，或者1次伏击，也许对惯于“西瓜傍大边”、“谁打赢跟谁走”的华人来讲，还有转圜余地，但CPM在宣布恢复武装“斗争”后向马来西亚境内派出“突击队”的行动，将马来西亚局势激到了爆点。
1968年底，CPM在频频袭扰马来西亚北部桥梁和道路工地的同时，还组织了“南下突击队”，其中第1支为“第12突击队”，该突击队在1969年3月启程前往马来西亚霹雳州活动[24]。
为此，马来西亚军警不得不在泰马边境的河川边的公路上，依据地形建立碉堡，以防泰国疆界一端的CPM武装渗入。
也正是由于不同族群间贫富分化加大，加之以华裔为主要成员构成的CPM武装重新袭扰马来西亚，人们对执政联盟的领导党巫统越发不满。
于是，在1969年5月的第三届马来西亚议会选举里，执政联盟普选票部分无法过半[25]，尽管在马来西亚单一选区两票制的选举制度下仍掌握国会多数席次，但却首次丢失三分之二绝对优势，在州政府方面也丢失了吉兰丹和槟城的执政权，连首都吉隆坡所在的雪兰莪州政权也摇摇欲坠。
大马官方指控当时的主要华基在野党即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华裔支持者在吉隆坡举行的胜利游行刺激了马来人的敏感神经，最终导致该年5月13日马来人和华人的暴力冲突。
官方提供的资料是方提供的数据显示共有196人在这场暴乱中丧命，439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死者（143人）和伤者（270人）皆是华人。然而，根据民间和当年西方媒体的报道，死伤人数远高于官方所公布的数字，实际死亡人数极有可能达到600人。
时任马来西亚首相，在种族课题上被视为温和派的东姑阿都拉曼被架空权力。
一个由时任副首相拉萨（2012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首相的纳吉的父亲）领导的国家行动理事会在这个背景下成立，接管国家政权并宣布国会和州议会停止运作。马来西亚扶助土著并正式确立在各层面实施种族固有制的”新经济政策“（NEP）正是在那样的氛围中出台。
在513事件后，丧失实权的东姑阿都拉曼最终在1970年黯然下台。
注释与索引
[1]Indonesian Confrontation（National Army Museum）
[2]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wikimili：2024-10-30）
[3]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The Communist Insurgency In Thailand". Marine Corps Gazette. March 1973.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1 October 2015. Retrieved 1 December 2014.
[4]据知乎网友“缅甸观察”《抹不去的回忆，1967年缅甸排华骚乱始末……》记载，1962“3·2”事件后，缅甸仅1963年便没收超过12000家私营工商业主体，隔年又废除50及100元缅币大钞，报刊被收归国有，华文报刊被禁止发行，到1966年，缅甸华语中小学全部被收归国有，1967年6月26日，华人学校全被关停…
[5]逄先知:毛澤東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北京日报：2010-09-01）
[6]据PRC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从1950年～1964年底，PRC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PRC）最困难的时候用得最多。” 在“Culture Revolution”期间，“国际主义”更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坦赞铁路便是这一原则指导下的产物。尽管当时有中国官员认为近20亿元的投资远超中国国力，但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中国毫不犹豫地同意援建这一铁路。到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数额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光明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文摘报》：《六十年来中国对外援助了多少》（2011年5月28日05版）；刘方平：《建国70年中国对外援助治理体系现代化：脉络与走向》（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11月:P31-P40，）；据刘方平：《中国援外的历史进程与现时拓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P120-P128）披露，1964至70年，中国平均每年支付的外援金额为19.6亿元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币值，下同），1971至77年间，中国平均每年援外金额约为39.9亿元人民币。
[7]《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开幕式上——曼努维拉秘书长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66年6月28日）
[8]1962年上半年，CPC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PRC对外政策的建议，后来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此路线在1964年2月后遭到毛澤東批判，从这年起中国对外援助，尤其是对友好国家、外国左派捐款捐物随即增加。——参见《60年代的国际战略争论:三和一少》（何新文史：2021-09-22）
[9]中国人民政协网：毛澤東
[10]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402
[11]《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举行宴会 热烈欢迎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中国代表团》（人民日报：1966年1月13日）
[12]百度百科-华侨农场：“全国现有华侨农场84个，其中广东23个、广西22个、福建17个、云南13个、海南5个、江西3个、吉林1个。全国84个华侨农场中，有41个系（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安置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等国8万多归难侨而设立的，有43个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安置越南难侨而设立（越南难侨共约26.3万人，其中华侨农场安置16万人，农垦、林场安置7万人，其余为社会分散安置）。”
[13]毛澤东主席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1967年1月17日）——刊载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bing可搜
[14]海凡：《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21世纪老友网）；Ong, W. C. (2006). ‘Voice of the Malaya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s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 in the ‘Second Malayan Emergency’ (1969-1975). (RSIS Working Paper, No. 116).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15]Lau Teik Soon,Malaysia-Singapore Relations: Crisis of Adjustment, 1965–68[J]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 Volume 10 , Issue 1 , January 1969 , pp. 155 - 176 DOI:10.1017/S0217781100004336；保镖哥必须补充的是，1964年7月21日，Islam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纪念日前后，新加坡爆发的华人和马来人冲突，造成23人死亡、超400人受伤一事乃1965年8月，马来亚联邦最终决定驱逐新加坡的直接导火索。
[16]Professor Gregg Huff, Pembroke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1：Malaysian economic growth and catch-up, 1870–1980（ehm.my）
[17]印度、马来西亚国资国企调查--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赴印、马考察团专题报告（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12-19）；郎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俊新（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印度、马来西亚国有经济：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J]国有经济研究（2021年）
[18]Montgomery，J. O. and Esman，M. J.，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in Malaysia，London，1966.
[19]方山编篡: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21世纪出版社（PENERBITAN ABAD DUA PULUH SATUNO. 22-3-11,JALAN 13-32,TAMAN JINJANG BARU,52000 W.PERSEKUTUAN KUALA LUMPUR,MALAYSIA.2005年10月），P16
[20]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414-415
[21]高举武装斗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CPM中央委员会纪念抗英民族解放战争二十周年声明 （人民日报：1968年6月19日）
[22]方山编篡: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21世纪出版社（PENERBITAN ABAD DUA PULUH SATUNO. 22-3-11,JALAN 13-32,TAMAN JINJANG BARU,52000 W.PERSEKUTUAN KUALA LUMPUR,MALAYSIA.2005年10月），P18
[23]Michael Codner,Malaysia's Defeat of Armed Communism: The Second Emergency 1968–1989，DOI:10.1080/03071847.2015.1031534,Corpus ID: 153759624
[24]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416；
[25]马来西亚513事件50周年（东西生活圈：2019-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