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镖哥
向北？向南？乐土或者荆棘？
随着CPM在“马来亚第一次紧急状态”中落于下风，CPM领导层早在1952年年底就做出了向北撤进泰国境内的打算了。
在《My Side of History》一书中，陈平向采访他的两位作者回忆道[1]：
“我们在1952年年底决定从劳勿（Raub）向北移。主要目的是要使我们的总部保持完整无缺。而这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决定。
当我们在彭亨受到第三次大规模空袭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制定措施、以便在下一次空袭中一旦总部被摧毁、斗争仍可继续下去。我也必须考虑到杨果在雪兰莪面对的类似危险处境。”
为此，陈平等50余人在1953年初向北转移到了金马仑高原（Cameron Highlands）。
然而没过多久，陈平等人又在金马仑遇到了澳大利亚空军的轰炸。
迫于无奈，陈平一行又在丛林里风餐露宿了2个多月，于1953年夏初来到了滨霹雳河上游的宜力（Gerik），在这里，陈平等人发现当地“区委书记”梁松有背叛嫌疑，便设计诱引梁松来秘密地点商议要事，梁松来到此地“被搜出了身藏一张价值5万马来西亚林吉特的支票”，于是梁松特务罪成，被同伴枪决[2]。
在枪决了梁松后，陈平等CPM总部机关人士觉得宜力也非久留之地，便在1953年底转移到了泰国南部勿洞。
但对于大部分CPM人士彼时大部分还在马来亚半岛各地从事游击作战，对于陈平和总部主要人员已经转移到泰国的消息知之甚少。
这一时期，CPM在1946年为应对新、马分治留下的南北分局的结构就在1953年底陈平乃至整个总部机关迁移到泰国勿洞时派上了用场[3]。
随着CPM在马来亚半岛遭遇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新加坡的“南马局”人员也遭遇起越来越频繁的搜捕、侦讯。
1950年期间，CPM在新加坡仅有的三名市委相继被捕，其中2人(包括书记)叛变，副书记陈夏女士被驱逐到中国，2013年在中国厦门逝世[4]。
1955年，CPM新加坡市委继任书记铁峰（黄福光）被捕，尔后又被扣留，再被遣送到中国广州[5]，整个新加坡CPM“南马局”也不得不通过“秘密航线”向印尼转移。
可以说，1955年以后的CPM除了少部分国内同情者；曾经加入，后来种种原因与组织“失联”者，还有便是从泰国、印尼越境偷袭马来亚半岛目标的人，基本上在“主战场”——新加坡和中南半岛南部失去了存在感。
而泰国、印尼能够接纳这些在邻国的“麻烦制造者”，特别是印尼为何从官方层面还给CPM成员武装训练乃至搭乘印尼空军战机回马行动，就不得不提一下当时波诡云谲的时代气氛了。
北不可止也，虎豹九关
先谈泰国。
泰国政府在拉玛八世、阿南塔·玛希敦（1925年9月20日—1946年6月9日）国王的首肯下，1942年1月25日向美、英、自由法国、ROC、荷兰开战，正式成为了日本的仆从国[6]。而且泰国军队在二战时期与日军一道在英属印度缅甸邦与ROC、美、英军队作战，并取得了部分缅甸与马来亚半岛北部地块（吉打、吉兰丹）。
在二战快结束的1943年，泰国GOV首先遣返了部分ROC远征军俘虏，1944年后，泰国见日本即将失败，于是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向同盟国表达愿意归还二战中取得的法属越南、英属印度缅甸邦和马来亚半岛地块。
鉴于泰国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战时基本没遭遇摧毁性打击，故在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只是勒令泰国归还了上述这些领土了事，泰国也没有如日本那样向联合国投降、赔偿受害国损失。
但由于战争破坏，加之19世纪末吉打、吉兰丹本就是暹罗却克里王朝的故土，又经过了二战3年“大东亚共荣圈”的熏陶，当地百姓普遍愿意跨境置地、垦荒、“闯天下”，故马北宜力和泰南勿洞在1950年代初就如不彼此设防的城市，陈平等人能够率先进入勿洞安置下来，甚至不断吸纳从马北撤来的人员也就不奇怪了。
更重要的是，1946年，阿南塔·玛希敦陛下发现因“配枪走火”死于洗手间里，也拉开了泰国长达30年大动荡的序曲。
自由泰国运动领导人、曾任内政部长的比里·帕侬荣（Pridi Phanomyong，陈家乐，1900年5月11日至1983年5月2日）无法对死亡事件进行令人信服的调查——1938至44年担任首相的銮披汶·颂堪（Phibunsongkhram）陆军元帅故旧遍及军、警，阻碍了这一调查。很快，比里·帕侬荣辞职了，接替他的门徒无法平息有关国王去世的谣言。
这个时候，普密蓬·阿杜德亲王继承了泰国国王之位，成为泰国却克里王朝的第九位国王，王号尊称为拉玛九世。
由于拉玛九世尚在瑞士洛桑大学进修工程专业，一开始并没有亲政。
于是，泰国陷入了近3年的政治真空，这就间接导致了1947年11月銮披汶军人集团政变，推翻自由泰GOV，再次掌权。一时间，泰国国内抗议纷起。
CPT也因不堪军GOV重压，转向地下，随着泰国军GOV专权、社会矛盾上升，遭遇重大打击的CPT很快恢复了元气，并因吸收了大批在泰华人青少年而在整个1950年代发展壮大[8]。
1949年ROC大陆鼎革，大批亲KMT难民、溃军从云南进入缅甸，再经缅甸到泰国谋生，甚至如李弥将军这样的武力强人还在缅北建立了基地。
过去泰国一些土人武装这一时期获得了现代化武器，就成了至今仍时有耳闻的“国土分裂集团”[7]。
可以说，CPM北马局能够潜入勿洞藏身，恰恰是拉玛九世从1951年大学毕业、正式亲政，到1970年代颁布新《宪法》，领导泰国走进现代化之间的“蛰伏期”。
这一时期，拉玛九世的工作更多集中在向国民普及共存理念、改进农业生产，为泰国平民摆脱饥饿而努力。
南不可涉兮，雄虺九首
至于南马的CPM人，虽有印尼“生机勃勃”的10年生聚，但也难改时代洪流袭来，还被雨打风吹去的悲哀。
1951至55年间，CPM南马局为撤退干部，通过菲律宾棉兰至新加坡再至印尼雅加达的轮船，把包括余柱业及其夫人曾爱善以及黄明强、陈蒙洲等在内的一批新加坡CPM重要干部撤退到印尼[9]。
而这些被撤离到印尼的CPM干部在印尼往往从事新闻出版，借着当地华人社会较发达的文教管道，和思想的新潮，很快获得了比之前在“南马”更高的声誉和收入。
据曾经运营地下航线的张泰泉回忆[10]——
（从马来半岛撤离来的CPM干部和印尼左翼华人青年合并的）《觉醒周刊》立场鲜明，言论切中时弊，在全力支持苏加诺总统的反帝反殖内外政策的同时，及时报道和大力宣传萧玉灿鼓励所有华人团结起来，融入印尼社会……后来，《觉醒》受欢迎的程度，可以用一位报童的话形容：“Mingguan Sadar Lakunya Seperti Pisang Goreng”。(《觉醒周刊》的销路，就像炸香蕉那么红火)
这背后自然也少不了1949年后彻底独立初期的印尼，出身于泗水一个Muslim与印度教贵族家庭的革命者苏加诺（Kusno Sosrodihardjo，1901年6月6日至1970年6月21日）的鼎力支持。
苏加诺曾经在1927年加入印尼民族党（PNI），提倡印尼应该独立。
为此，他被荷兰人判处4年有期徒刑。
出狱后，苏加诺认为，印尼人应该使用武力从荷兰人手中求独立。
1932年，苏加诺一度成为了当地一个自称“印尼CP”的党之领袖。
为此，他在1933年再度被捕。
而在印尼宣布独立，苏加诺成为精神领袖和实权人物后，利用自己Muslim贵族身份吸引上层，通过CP动员下层，成了他俘获各阶级民心的法宝。
1957年，为了统一印尼人的思想，苏加诺提出了“有领导民主”的理论，并在1960年，操纵议会将自己选为终身总统。
正因此，苏加诺治下印尼CP迅速发展壮大，影响人口几达千万以上，成了非CP执政国家里人数最多的CP。
而同属亚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的PRC也被苏加诺目为后发国家争取自由、独立之典范，CPC、印尼CP、CPM在印尼领土上进入了蜜月期[12]——特别是到了“印尼、马来之争”爆发后。
原来，哈罗德·麦克米伦担任英国首相后，提出了合并马来亚、新加坡、文莱、沙巴、沙捞越为马来西亚的“大马来西亚计划”，引发了早就想吞并北加里曼丹，建设“大印尼共和国”的苏加诺之反对[11]。
尔后，1962年12月，文莱人民党领袖阿扎哈里领导的“北加里曼丹人民军”举行起义，反对文莱加入马来西亚并成立了北加里曼丹革命政府。尽管起义在英军的镇压下宣告失败，但文莱于1963年初宣布不加入马来西亚，并从1984年1月1日成为独立国家。
但是，英国人一开始并未把苏加诺的反对放在眼里，东、西马来亚还是在1963年合并了，对此，恼羞成怒的苏加诺开始武装被转移到印尼的CPM成员，并将他们空投回马从事破坏活动[13]。
只是这些成员被空投回马后，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捕后长期囚禁、或送往中国[14]。
苏加诺此时也变得声名狼藉起来，国际媒体不再将其看做浪漫的民族领袖，而是一个借助选举上台的独裁者，就如希特勒那样。
对苏加诺的不满也在印尼社会里全方位滋长起来。
1965年“930”政变爆发，苏加诺卫队长翁东中校带兵搜捕并杀害了居住在雅加达和周边的武装力量主要领导人[15]，仅有国防和安全事务协调部长兼三军总参谋长纳苏迪安上将逃脱，而侥幸未上“套”的陆军战略后备力量司令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1921年6月8日—2008年1月27日）很快在10月1日晚些时候派兵稳定了首都雅加达的形势。
随后苏加诺被软禁，直到1967年才被迫退休，苏哈托正式成为了印尼的第二任总统，但此前，印尼在整个1965年下半年乃至1966年上半年，都陷入了恐怖的杀戮中，许多地方的人只要被怀疑是“CP”人士即惨遭杀戮，不同的统计数据表明，印尼在这段时期，共有8万至100万不等的人死于政治仇杀[16]。
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独立后到1965年的近20年里，印尼华人一方面充当了CPID（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但另一方面又在文教上被打压得十分严重。
苏加诺GOV曾把华侨经济定性为“殖民主义残余”，从1956年开始便陆续出台30多部法令打压华人的商业活动范围和空间；特别是在1958年，亲KMT印尼华人（“蓝华”）被苏加诺指控为参与“政变阴谋”，大量蓝华财产被没收，印尼华校一时减少了200多间[17]。
到了1959年，印尼GOV将大面值钞票进行贬值，即将500盾和1000盾的纸币，分别贬值为50盾和100盾，在侨界称为“剪纸币”，同时更出台规定，存款超过2.5万元印尼盾者，冻结90%，令“红华”也损失惨重。
当然，这并不影响当时还在印尼寓居的各国CP友人，其中也包括了CPM南马局局长余柱业。据余柱业在《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一书中表示，在1963年“马、印尼之争”爆发后，“印尼同志”就支持他们以“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印尼代表团”的名义公开活动、寻求奥援，而在北京的CPM中央领导还派出了Ibrahim Mohamad作为驻印尼代表团团长，由余担任副团长[18]。
好景不长的是，在印尼9·30事件后，余柱业等人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从1965年11月囚禁至1966年11月，正好为时一年。尔后，余柱业等人被印尼递解至北京。
注释与索引
[1]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287
[2]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页291
[3]王元,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地下活动[J].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3):P48-60,DOI:10.13848/j.cnki.dnynybjb.2020.03.004
[4]马共元老、优秀干部陈夏同志逝世（乌有之乡：2013-12-24）
[5]叶德民：浅析新加坡左翼运动的兴衰（星火时报）
[6]Toji Ryoichiro:orgotten battle: Japan's WWII clash with Thailand（NHK World：2022-1-24）
[7]国军第八军军长李弥：我李弥要做云南王不容易，做缅甸王易如反掌（郊布城墙）
[8]Mitchell Tan，Confronting Communism[J].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33, No. 1 (March 2018), pp. 59-115 (57 pages),Published By: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9]张泰泉（新-印尼地下航线运营人）地下航线解密——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乌有之乡：2015年3月27日）
[10]Biography of Sukarno, Indonesia's First President(By Kallie Szczepanski
Kallie Szczepanski Updated on August 20, 2019)
[11]张小欣:印尼、马对抗与中国对印尼外交（1963～1965年）(国史网 2018-01-25)
[12]张泰永：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纪念被李光耀迫害致死的曾福华同志（乌有之乡：2009年11月4日）
[13]Siti Ruhana:Indonesia vs. Malaysia: The Battle for Border Territory Resolved (Universiti Tun Hussein Onn Malaysia;Published Jan 31, 2024)
[14]Indonesian Confrontation, 1963–66(AUSTRALIAN WAR MEMORIAL)
[15]J.M. Van Der Kroef：Origins of the 1965 Coup in Indonesia: Probabilities and Alternatives[J].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lume 3 , Issue 2 , September 1972 , pp. 277 - 298 DOI: 10.1017/S0022463400019330
[16]September 30th Movement-Britannica
[17]再现1950-1960年的印尼华侨社会（千岛日报：2020年10月2日）
[18]陈剑主编：《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M].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ISBN 983-3782-06-X：页192至页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