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转身，“主席”自新：请回答，1980
其实，早在1973年，马来西亚境内的CP力量就遭遇了1次惨重打击。
这就是发生在马来西亚东部成邦江（Simanggang），也就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第二省（斯里阿曼省）的行政首府，在这次行动中，成邦江一度被改名为“斯里阿曼”（Sri Aman），没错，这就是1973年10月至1974年6月的1次和平行动，Operation Sri Aman（斯里阿曼行动）[1]的来历。
当时，Communist Party of Northern Kalimantan（CPNK）在黄纪作的带领下，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游击战，并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在城邦江的斯里阿曼之屋(和平之屋)见证了砂拉越政府和CPNK签下的和平协议[2]。自此，570名（占北People's Army of Northern Kalimantan76.71%)的人员走出丛林[3]，销毁489支枪及其他弹药。
这是从1962年，由"砂拉越反法西斯联盟 （Sarawak Anti-Fascist League）”蜕变的CPNK[4]，决定暴力活动，建立“北加人民共和国”以来最大的失败。
“斯里阿曼行动后”硕果仅存的是活动在拉让江一带的CPNK中央第二分局第三书记兼北加PANK总部副主任的洪楚廷先生[5]，“洪书记”与曾任第二分局委员的温贤定在此役后仅剩部众110余人[6]。于是，“洪书记”自封为PANK政委，温贤定则被洪书记任命为PANK“司令”[5]。
而在这一时期，PANK于1980至82年短暂开辟了印尼“边区”，随后又因印尼军方围剿而重新返回马境内。值得一提的是，思想学习1973年后这群留着丛林中“坚持斗争”的战士们每日必修课，学习内容也主要是华语的“中国革命史”、“马、列、毛思想”等。
至于CPNK主席文铭权，由于长期身处马来西亚国外[7]，除了仅挂着主席名头外，对于PANK的“工作”几乎没插足，人也处于“失联”状态。但是，这也未妨碍“洪书记”和“温司令”以“文主席”的“威名”发号施令。
仅据洪楚廷在21世纪购买电脑后本人整理、录入后上传到PANK华人后代主办的“犀乡”网站上之电子书《洪楚廷文集》[8]记录，洪书记在1973年至90年走出丛林时，17年间共发表了97篇文告、讲话、通告、杂感、“政令”等，占据全书75%的内容。
虽然这17年间，洪楚廷等人的“游记战争”艰苦卓绝，但是在土著和原住民占比52%的砂劳越，这只92%以上组成人员都是华人的“人民军”人数只能随着疾病、战斗、伤病、猛兽和自然灾害袭击等日益减少。到了1990年，PANK仅剩下57人。其中伊班族和马来族人仅有5人[9]。
尽管砂劳越和沙巴长期处于马来西亚联邦中经济最落后的州份，但197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腾飞令CPNK坚持在“马印（尼）边区开展游击战争”10余年的“革命同志”大批返回社会，也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华人在英殖民时期为英人充当“工头”和“走狗”，在“革命”时期又仅仅带来了恐怖、偏执的刻板印象，这都是当地人，尤其是土著族群疏远这批“理想主义者”的根本原因。
而随着“斯里阿曼行动”的成功，以及1975年“柬埔寨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幕幕人间惨剧[10]令CP主义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声名狼藉，马来西亚有了更多精力对付已经“一分为三”的CPM。
1980年11月，在PRC活动的CPM第二任主席慕沙·阿默（Musa Ahmad，1921-2001）经历了数年与马来西亚外交、情报人员秘密联络后，返回马来西亚[11]，还向马来西亚政府、媒体披露了CPM在北京的领导层过着远较中、马两国普通人优裕的生活。
慕沙还表示，自己虽然从二战时期就加入CPM，怀着将马来人从“封建地主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坚定理想”，但从1948年开始任CPM主席的30多年间，发现CPM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所以自己决定遵从真主的导引，返回马来西亚，不再参与政治。此后，CPM主席也就成了原NMLA第10支队队长马来人阿都拉·西迪（Cik Dat Anjang Abdullah，1923—2024）。
1980年对于CPM的打击远不止默沙·阿默自新，CPM成员设在湖南四方山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也迎来了“逐客令”。
“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面。知道邓小平约见时，我立即就怀疑事关‘革命之声’……‘李光耀要我立刻终止广播。’邓小平接着表示，他已告诉李光耀，他需要时间说服CPM”……“我问道：‘能否让我们维持到明年 8月?’“他想了一会，然后补充道：'您得在6月底之前关掉电台。’”[12]
据陈平在《我方的历史》中回忆，《马来亚革命之声》在1981年6月30日晚上关闭，第二天一早，CPM中央派就在勿洞“边区”开始了新的广播，而这时的广播电台名称已经换成了《马来亚民主之声》。
而在1982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NMLA）正式更名为马来亚人民军（MPA），但是更名并没有为CPM带来好运气。
首先就是新人的匮乏。
在1970年代，CPM（中央派）在“十二支一区”的5中队、3中队共举办了7期“北上青年军训班”。其中人数较多的是1976年的第6、7两期，每期都有60多人，但到了1977年第7期，就只剩下“10多人”了[13]。
进入1980年代后，由于无人上队，军训班也就无从举办。
其次就是1982年，在“泰南安宁行动11号”中，MPA受到重创。
当时，泰国陆军第四军制订出“征剿”马共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11号计划”分三阶段各个击破CPT、CPM和国土分裂集团。
打击CP是其计划的第二阶段，时间定在1982年的7月3－27日，计划24天完成。
据泰军方介绍，驻扎在泰马边界泰方一侧的MPA有3个支队，共1200名官兵。第10支队驻陶公府，第12支队驻亚拉府，第8支队（“革命派”）在宋卡府。余部分布在北大年府、沙敦府。在这几个府的丛林中，还疏落散布着彼此有联系的几十个营地，控制着有5万居民的乡村。CPM旗下MPA能控制的地区，在亚拉府约500平方公里，在陶公府约100平方公里。
最初，MPA对于泰军的猛攻是估计不足的。当他们摸清泰国官方的意图后，才开始分兵抵抗，转移军火。当泰军占领大据点时，他们已分成小股隐蔽于丛林中，开始游击战或越界入马了。
泰军“11号计划”的“围剿”战绩是：攻陷了MPA3个支队的指挥机关，占领了17个小队、分队营地及生产基地。使他们丧失了经营多年的藏身之所，丢失了后勤基地、情报文件站及干部训练中心[14]。
在泰南安宁11号行动后，MPA已基本失去了扩张的能力，只能在丛林过着“餐风饮露”的生活，人员老化、逃兵增多日益严重。
走出丛林，迎来新生：和平之门如何重启？
也是在1981年，有着“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美称、两度在位的马来西亚第四任总理马哈蒂尔（Tun Mahathir Bin Mohamad，1925——）上任。
马哈蒂尔医生虽然在马来西亚国内外争议较多，且因“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15]”和“向东学习”政策导致了史称的“马来西亚威权时期”，以及严重的政商裙带腐败令马来西亚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遭到惨烈冲击，但马哈蒂尔与泰国“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的灵活变换态度策略，却在世界政治史上颇有圈点之处。
马哈蒂尔上任之初，发表讲话中即不再讲CPM当成马来西亚“首要敌人”，而是将禁毒摆在了首位。这无疑引来了已陷入困境中的CPM注意。
为此，1981年7月1日，《马来亚民主之声广播电台》即在声讯节目中表示“当前我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人民民主权利及改善人民生活。谁是人民的朋友，谁是人民的公敌，就看谁对人民的这些要求采取什么态度！”[16]
熟悉《马来亚革命之声》时代动不动将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东姑阿都拉曼”都称为“帝国主义傀儡”，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视为“殖民主义拼凑产物”，要灭之后快的恶狠狠调门的人都不难发现，CPM电台这次提出的诉求比过去少了暴戾之气，居然也开始代表“人民”讲起了条件。
这也是CPM继1955年华玲和谈决裂后首次释放出可以谈判的信号。但是要马来西亚政府和CPM直接开始和谈，依然不容易，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而在1982年“泰南安全行动11号”令CPM回到了“天当被子地当床”的餐风饮露时代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红白脸”角色又来了个对调。
泰国方面从1982年起，就一直在宣布，CPM人员只要肯放下武器，就可以帮他们办好泰国身份、赠送土地、发给启动资金，想回马来西亚的人，由泰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沟通联系无罪回马事宜，对与CPM合作的泰方百姓也一律既往不咎。
这无疑对许多“坚持斗争”数十年，年届耳顺甚至古稀的CPM干部、战士构成了极大的诱惑。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往支持过的兄弟党派此时也成了CPC的“负资产”。CPC对这些党派的道义及经济支持直线骤减，就连以往经常借宣传这些人来表达“Revolution情谊”的记者都不再登门，媒体也一律不刊发这些领导人的贺电、文章，仅剩下对长居PRC的兄弟党派高级干部如果想“脱离Revolution队伍就地安排工作”的“福利”。
于是，在1980年至83年间，许多成长于中国深墙大院的CPM“革命后代”及其父辈也纷纷回到朝不保夕的“游击区”，以致“边区军训班”的学员成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3]。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放下武器成为了CPM不多的选择。1985年，《马来亚民主之声》播发了《纪念建党55周年的声明》，宣布准备“放弃武装斗争”[17]。
1987年，随着CPMs的张忠民、黄一江向泰国政府投诚，建设了友谊村，CPM与马来西亚和解就成为了迫在眉睫的课题。
“在1988年夏天的北京，我第一次接到报告，说泰方又主动建议和谈，我即刻下达指示，授权小章（章凌云——保镖哥注）全权代表马共展开谈判。在所有问题谈妥之后我才露面。小章与我都知道我们可以谈判的范围——尤其是有关“不投降”的基本原则。”[18]陈平在《我方的历史》这样回忆与泰国开始和谈的时点。
随后，CPM派出层级较低的代表团在马来西亚槟城于开始第1次接触。而第2次则由CPM的马来人成员在泰国合艾初谈。
1988年9月，陈平与章凌云在澳门会见，此时章凌云已身患重疾，双方确定了谈判的最高线和最低线后，章凌云即回到了泰马边境，主持和谈。
1989年初，CPM、泰国、马来西亚三方代表移师泰国普吉岛谈判，章凌云在3月份的普吉岛回合第2轮谈判中病倒，谈判便由负责马来西亚地下工作的吴一石（阿石）代替章凌云继续主持。经过5轮会谈，就CPM人员津贴、促进马来西亚从英国独立、CPM人员回马来西亚不受司法追诉等问题达成共识后，双方终于在1989年12月2日于合艾蠡园酒店签署和平协议，宣布CPM正式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超过300名世界各地记者见证了本次和平协议的签订。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在北京指导CPM和谈的陈平终于出现在现场，并与CPM主席阿都拉·西迪共同签署了和平文件。
1990年初，在泰马边境地带活动的CPM成员被编入4个和平村[20]，按照三方协议，被遣散的原CPM人员在3年内分2次领取到了政府津贴8000林吉特。境外返回人员在3年内每月领取到政府津贴800元林吉特。这些人在泰国境内办理手续并领取身份证后，回到马来西亚，接受政府安置，开始了新的生活。愿意留在泰国的游击队员，泰方同意每人在泰国南部获得2.4公顷土地用以谋生；另外分得一块建房用地，每人每月获得22美元生活津贴，为期3年[17]。
最后，1990年1月1日统计，此次和平协议签订后，CPM放下武器者共有1188人，“籍贯”如下——
边区上队的马来人：479名；
泰人：7名
马境上来的马来人：77名；
边区上队的华人：184名；
马境上来的华人：402名：
新加坡华人：21名；
阿沙(原住民):13名；
印度族：2名；
日本人：2名；
印尼人：1名[22]。
注释与索引
[1]PHANG CHUNG：Insurgency ended with Sri Aman Accord（Borneo Post：2012-03-11）；Kejayaan ‘Operasi Sri Aman’ akan difilemkan（Utusan:2023-03-11）
[2]斯里阿曼 (成邦江)-砂劳越旅游局官方网站中文版，bing关键词“斯里阿曼”，有关于“和平之屋”的介绍，和平之屋本来是当地1处苏丹王的住宅
[3]杨帆：《斯里阿曼行动始末》，2010年，友谊丛书<自序>，电子版见“犀乡”，可使用bing搜索引擎输入“斯里阿曼行动始末”阅览本书电子版
[4]洪楚廷、卢友爱：《漫漫求索路》，2011年，友谊丛书，<第五章：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第五节 在印尼境内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5]温贤定：《北加人民军总部司令员温贤定回忆砂拉越革命斗争的一段历史》，<第四章 1974年到1989年的斗争>，<第一节 1973年和谈与第三省武装斗争>，（乌有之乡：2021-05-03）
[6]洪楚廷、卢友爱：《漫漫求索路》，2011年，友谊丛书，<第十七章 建立武装斗争基地>，<第一节 批判“斯里阿曼”谈判>，可使用bing搜索引擎输入“漫漫求索路 犀乡”阅览本书电子版
[7]洪楚廷、卢友爱：《漫漫求索路》，2011年，友谊丛书，<第十九章 结束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第二节 谈判的过程>，可使用bing搜索引擎输入“漫漫求索路 犀乡”阅览本书电子版
[8]洪楚廷：《洪楚廷文集》,2003年，电子版，可使用bing搜索引擎输入“洪楚廷文集”阅览本书电子版
[9]洪楚廷、卢友爱：《漫漫求索路》，2011年，友谊丛书，<第十九章 结束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第四节 停止武装斗争，走向和平>，可使用bing搜索引擎输入“漫漫求索路 犀乡”阅览本书电子版
[10]Ben Kiernan：Cambodia: Detonator of Communism’s Implosion，vi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ommu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ptember 2017；Cambodian genocide（britannica：更新于2025-07-25）
[11]星洲日报：1981年1月6日（吉隆坡，马来西亚）
[12]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p409-422
[13]北上青年军训班（一）（21老友网：2009-11-30）
[14]CPM战败史：被遗忘在丛林中的华人革命（凤凰网：2010-03-01）
[15]Operation Lalang Revisited(aliran)
[16]《谁是人民的敌人》，1981年，马来亚民主之声广播电台（21老友网：2015-01-29）
[17]于洪君：CPM及其武装斗争的兴起与沉寂（爱思想：2016-01-11）
[18]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p430
[19]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出版：《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陈平口述、伊恩沃德(l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编写）：p442
[20]根据合艾协议，和平村共有4个，分别是邦朗和平村（第一和平村）、勿洞和平村（第二和平村）、也哈和平村（第三和平村）、苏基林和平村（第四和平村）。——参见《人间如有真情在绿阴深处和平村》，载于犀乡网；另可参看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之《马泰边区风云录（第四集）》，p123，p200，p250
[22]马来西亚21世纪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之《马泰边区风云录（第四集）》，p31